9月9日上午9点，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兰厅外，站满了神情哀伤的人。 这一天，是青年女高音歌唱家龚爽的告别仪式。 谁能想到，一个才华横溢、正处于人生和事业黄金期的鲜活生命，就这样永远停留在了37岁。 9月4日的那个噩耗，直到今天依然让很多人觉得极不真实。 告别大厅里，花圈摆得密密麻麻，前来送别的人群也是乌压压一片。 而在人群中，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人——69岁的男高音歌唱家阎维文。 他今天一身素黑，戴着口罩。虽然遮住了大半张脸，但那一双哭得通红微肿的眼睛，根本藏不住内心的巨大悲痛。 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在舞台上，阎维文和龚爽是默契的师徒，在台下，两人的感情早已情同父女。 白发人送黑发人，世间最痛心的事情莫过于此。 除了王宏伟、吴碧霞、黄华丽等民族声乐界的大拿，以及司马南等文艺界人士，现场还出现了一个令人略感意外，却又觉得在情理之中的身影。 他就是中国新民乐的领军人物——卞留念。 今年已经64岁的卞留念，没有穿传统意义上的黑色正装，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衬衫，搭配着一条灰色的休闲裤。 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微微凸起的大肚腩让他看起来多了一丝普通中老年人的烟火气。 但他那一头标志性的黑色长发依然显眼，神情肃穆地站在人群中，默默送别这位年轻的后辈。 看着64岁的卞留念站在37岁龚爽的告别仪式上，很多人心里可能都会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慨。 生命，有时候真的太脆弱了。 提到卞留念，现在的很多00后、10后可能觉得名字有些陌生，但只要是稍微有些阅历的人，你就绝对听过他的音乐。 可以说，他的旋律，刻在了几代中国人的DNA里。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能在国际大舞台上呼风唤雨的音乐大腕，起点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南京工人家庭。 卞留念是南京本地人，小时候的他，就展现出了惊人的音乐天赋，7岁那年考进了南京大名鼎鼎的小红花艺术团。 在那个连温饱都要精打细算的年代，学艺术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 为了支持儿子的音乐梦想，在他小学毕业那年，父亲咬了咬牙，把家里值钱的家具给卖了，就为了给他买一把二胡。 这把带着木头香气的二胡，成了卞留念命运的转折点。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没有当年那位父亲砸锅卖铁的魄力，中国乐坛也许就会少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全才。父母的爱与成全，往往是天才起飞的第一阵风。 拿到二胡的卞留念没有辜负父亲。1980年，他凭着一身硬功夫，考进了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 但卞留念这个人，骨子里就带着一股“不安分”的劲儿。 学传统民乐的人，往往容易陷入一种循规蹈矩的定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乱动，但卞留念不这么想。 在大学期间，他在歌舞团的仓库里翻出了一把破吉他。没有人教，他就自己瞎琢磨，硬是把这把坏吉他给修好了，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弹奏。 手指头上的水泡磨破了变成茧，茧子又磨出新的水泡。 正是这把破吉他，让他推开了现代电声音乐体系的大门。 时间来到了1984年，卞留念考入中国东方歌舞团，正式成了一名“国家队”的职业音乐人。 到了北京，他的胆子更大了。 1985年的中国乐坛，流行音乐和传统民乐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高墙。玩摇滚的看不上拉二胡的，拉二胡的觉得玩合成器的不入流。 但卞留念偏偏要做那个拆墙的人。 他成为了国内最早一批把传统二胡和现代电子合成器揉捏在一起的人。他把西洋的编曲手法，加到了中国传统乐器的演奏里。 事实证明，他的眼光极其毒辣。进入九十年代，卞留念迎来了自己创作的井喷期。 你可能不知道他的长相，但你过年的时候一定听过《欢乐中国年》，一定听过《今儿高兴》。 你看武侠剧《太极宗师》的时候，一定跟着哼过那首热血沸腾的《英雄谁属》，还有大街小巷都在放的《愚公移山》、《心情不错》。 这些带着浓浓中国味，又极具现代流行节奏的神曲，全部出自卞留念之手。 他太懂老百姓喜欢听什么了，他的音乐里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说教，全是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正是凭借着这种极度接地气又极具专业水准的创作能力，卞留念开启了堪称前无古人的“春晚霸屏之路”。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连续23年担任央视春晚的音乐主创、编曲和音乐总监。甚至还拿下了极其罕见的“春晚成就个人奖”。 除夕夜的万家灯火里，总有一段旋律是他写下的。 如果说春晚让卞留念成为了中国老百姓的“老熟人”，那么国际级别的体育盛会，则让他把中国音乐推向了世界。 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是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时刻。卞留念担纲了闭幕式的音乐总设计。 在这个全球几十亿人瞩目的舞台上，他用音乐讲述了一个最纯粹的中国故事。 紧接着，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以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最疯狂的一次，是在南京青奥会上，他直接把二胡的演奏搬到了35米的高空舞台上。 视觉上的极度震撼，加上听觉上的直击灵魂。他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也可以玩得这么酷，这么现代。 很多人觉得，一个人一辈子能写出几首爆款，就已经够吃一辈子老本了。